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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玲:新中国周边外交70年继承与创新

日期:2019-11-08 18:38:18    阅读次数:974    保护视力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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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和“五四”运动100周年。中国越来越接近国际舞台的中心,世界正在经历“一个世纪以来最大的变化”。在这一历史关头,回顾新中国外交70年的历史,对于准确理解和把握中国与现代国际体系的互动,理解中国在新时期不断演变的国际体系中的历史地位、国家利益和国际责任,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周边是大国战略博弈和利益最紧密交织的地区,也是大国外交中国特色最突出的地区。因此,周边外交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起点和分析样本,方便我们回顾和梳理70年的外交历史,同时也可以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思考中国外交继承和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基本动力。

系统视图、安全视图和订单视图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周边外交在理念和实践上呈现出不同的时代特征。它既有固有的继承性,又有独特的创新性。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不同时期,从制度观、安全观和秩序观可以观察到周边外交理念和实践。“和而不同”、“和平共处”、“谈判合作”是新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制度、安全和秩序观。它们在外交理念和规范体系中具有基本地位和继承特征。

系统观是对周边国际体系的认可,包括周边在中国总体外交形势和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和而不同”的系统观认为,国际体系是由多个不同的单位组成的,这些单位是相互联系的。只有行为适度,在互动中遵循共同的规范和原则,才能实现系统的相互发展与和谐。

安全的概念是对我对外围设备安全的兴趣以及如何维护和促进外围设备安全的认可。“和平共处”的安全理念体现了在“和而不同”的制度理念关怀下,国家之间,特别是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之间互动的方式和规范,即如何协调和维护各方利益,促进制度的整体和谐,促进共同利益。“和平共处”是国家安全和制度安全的协调统一。

秩序观是关于构建和维护周围系统的原则和规则的基本观点。“协商与合作”的秩序观是指以主权为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弱化意识形态冲突,相互尊重,相互关心,通过协商达成共识,建立基于共同利益的高度包容的制度秩序。

尽管上述思想指导着中国外交的一般实践,但它们具有中国哲学和东亚文化传统的突出特点,并最充分地反映在周边地区的外交实践中。

在回顾和总结现有中国周边外交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周边外交的逻辑机制和发展脉络。通过对系统观、安全观和秩序观的分析,我们可以大致回答过去70年来我们如何看待和定位外围系统,如何界定和促进国家安全和外围安全,以及如何维护外围政治安全和经济秩序。70年来,我们坚持相关理念,倡导如何继承和发展、如何在实践中推进、国际国内双向互动有哪些重大创新和突破等主要规范。

“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协商合作”是新中国周边外交的基本制度、安全和秩序观。虽然不同时期的周边外交受到当时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内政治进程的影响,但也有许多越轨表现和曲折,但总体上看,在整体发展趋势上仍表现出很强的一致性和鲜明的继承性。

继承、创新和贡献

中国周边外交在继承上述基础和基本理念的同时,也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它在不同时期,特别是在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上提出了一些重大的创新思想,并产生了具有系统影响的创新实践。如上所述,虽然周边外交受到国际体系结构和国内政治进程的双重影响,但创新的动力主要是内生的,来自思想解放,主要反映和重构中国与国际和周边体系的关系。创新能力来自交流、学习和互动实践,即中国与国际及周边体系的互动。创新有三个重要的时间点: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第二,冷战的结束;第三,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20世纪70年代末,邓小平领导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引发了当代中国历史上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开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国把经济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中心任务。以此为出发点,中国反思并重构了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开始了从体系外的革命国家向体系内的建设性国家的历史转型。此时,中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目标发生了变化。除了坚定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社会主义制度外,为国内改革和经济建设,特别是周边环境提供更加稳定和有利的国际环境,已成为中国外交的根本战略目标。因此,中国“和而不同”的制度观表现出更大的包容性,并开始致力于建立更加平衡的对外关系。在安全理念方面,维护和促进经济发展逐渐成为国家安全的应有之义。从秩序的角度来看,中国已成为当前秩序的维护者和建设者,并已开始“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广泛参与多边经济和社会活动以及区域争端的解决”在此期间产生系统影响的创新外交做法包括签署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建立中美外交关系。

冷战结束后,面对国际体系结构的变化和西方对中国的制裁与孤立,中国保持着冷静务实的态度审视和构建中国与国际体系关系的战略决心,一事无成。在继续坚持“和而不同”、“和平共处”、“协商合作”原则的基础上,我们将紧紧围绕经济建设,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抓住机遇,发展自己。以睦邻外交为突破口和主导领域,全面对外开放和互利合作格局已经形成。

20世纪90年代以来,周边外交成为中国外交创新的亮点。中国与所有邻国关系正常化,在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和周边地区合作进程的不断发展,中国与周边国家的经济和安全利益不断融合,逐渐形成建设“东亚共同体”等区域共同体的意识。在积极参与和积极建设区域多边经济安全合作的实践中,中国也成为区域多边秩序的维护者和塑造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国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面临着“百年不遇的变化”。中国不仅是国际体系的建设者和推动者,也是不断演变的国际体系的塑造者和领导者。它需要承担越来越多的国际责任、义务和责任。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国际战略和经济重心不断向中国周边转移。外围国家的战略重要性得到了进一步强调。周边外交已成为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也是中国外交创新和实践的试点领域。外围外交围绕着制度、安全和秩序这三条主线。在建设命运共同体外围体系、建设发展与安全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新型亚洲安全、积极推进和引领区域多边主义理念和实践创新、塑造外围安全和经济秩序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和重大突破。“一带一路”的联合建设和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倡议就是例子。中国为维护和促进世界乃至世界的稳定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是国际社会公认的。

回顾周边外交70年的发展,是为了更好地了解现在,把握未来。70年来,周边外交所依据的基本制度观、安全观和秩序观深深植根于中国哲学和传统文化,推动了睦邻外交的不断拓展和发展。中国及其邻国、中国和世界不断实现利益、安全纽带和命运的融合。在过去的70年里,中国还在不断学习和反思中创新外交思维和实践,成为制度建设的贡献者,以及周边和国际体系中外来者、集成商和参与者的制度演进的塑造者和领导者。在大变革的历史关头,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所未有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保持战略决心,以更加冷静的态度和更加务实的精神,深化中国与邻国的共同安全和共同发展。在建设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我们应该与邻国一起参与和推动国际体系的改革进程,维护体系平衡和可持续发展。

(凌薇,外交学院教授兼博士生导师。摘自《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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